陌異的繞道：「親愛的」與一次關於他者的翻譯
文｜李京樺
在禁區，直線從來不是最短的路；越是繞行，風險反而越小。沒有人能說清原因，只知道那條看似多餘的彎路，才是唯一走得通的。這是塔可夫斯基電影《潛行者》裡，帶路人反覆的叮囑。
策展人黃建樺把這段對話，放在暮拉多元藝術空間展覽「親愛的陌異」的開頭。它是展覽的引信，也幾乎就是他看待藝術的方式：有些事物無法被直取，只能繞經它、從側面一次次靠近，才會緩慢顯出輪廓。
他將此一概念放進展覽，試圖讓觀眾別在踏進展場的第一眼，就急著判定作品能不能被讀懂、值不值得停留。尤其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人們習慣在幾秒內決定一件事物是否值得花時間。然而這個概念也替評論留下一道難題：如果連提出展覽的人都主張不要直線抵達，一篇評論又該如何談論它，才不至於落回它所拒絕的那種急著看懂的觀看？
於是這篇文章也繞道而行。它不打算從正面逐一引介參展的四位藝術家：盧明德、蕭筑方、詹士泰與莊禾，而要先繞經展覽的關鍵字——陌異（Alterity）。
這檔展覽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四組作品各自的樣貌，而在策展人如何搬動、翻譯，甚至有意無意地偏移了這個詞，又在「陌異」前面添上一聲「親愛的」。得先弄清楚這個字途中經過了什麼，才可能回到展間，看清他究竟做了什麼。
在西方的理論脈絡裡，Alterity 是個帶著重量的字，指向那些不可被化約、無法被納入既有秩序的他者：一種在我之外，既抵抗被我理解、也抗拒被我同化的存在。
展覽所指向的，並不是這樣的他者。它的第一次改道，是把陌異從「我之外的他者」，悄悄挪回「我以為熟悉的事物」身上。在他的用法裡，陌異不再是迎面而來的全然陌生，而是某種若即若離的熟悉：一個我們確信自己看得懂的形象，卻在多佇足片刻之後，緩慢地滲出未曾預料的距離。這不是突如其來的詫異，而更接近一種徵候，提醒我們慣性的理解始終有其邊界。
那麼，如此保持距離的策展策略，又該如何邀請觀眾進入？答案在「陌異」之前的那聲「親愛的」。那是我們寫信、寫日記時的起手式，是對心上之人的稱呼，帶著幾乎不設防的柔軟。把它擺在一個講究距離的理論詞前面，乍看突兀，卻是這檔展覽最溫柔、也最關鍵的一步。
這並不是要把陌異馴化成惹人喜愛之物。恰恰相反，「親愛的」承認了對方無法被完全讀懂，卻仍願意靠近；不取消距離，而是在距離裡學著共處。這是一種懂得停留、容許繞行、坦然承認慣性理解終究有限的姿態：不急著把眼前之物塞進既有的分類，也不急著替它找一個穩定、清楚、可反覆指認的位置，而是讓曖昧留著，讓猶疑成為理解的一部分。
於是「親愛的陌異」談的，不再只是一個外在的他者。是把一種原本帶著距離、異質、甚至難以歸類的存在，轉成可以被靠近、被凝視、被重新建立關係的狀態。展覽試圖提出的問題其實是：當一件事物無法被我們直接取用，我們是否還願意繞著它，溫柔地多停留一會兒。
一樓的盧明德，畫面上鋪滿了如圖鑑描繪的植物，混著剪貼、轉印與零星文字。這些動植物圖鑑、標本語彙與轉印的背後，是一整套圖書館學與博物館學的分類思維。他曾說，所有的自然都是人工自然。於是圖像看似可讀，卻不斷釋放出多重指涉，讓閱讀無法停下，也讓人無法在第一時間判定眼前之物究竟是原生生物、科技造物，或社會系統留下的痕跡。視線在這裡被延遲、被牽引，逐漸成為一場在圖像、記憶與知識結構之間的遷徙。
步入二樓，蕭筑方的作品讓情緒成為一種氣候。畫面裡的人沒有明確的性別，也沒有清楚的五官，像是某個人獨處時的側影，帶著近乎塗鴉的筆調，描繪那些略顯尷尬的日常片刻。人形的輪廓先用膠帶貼出完整的形，畫完再撕除；底色則以磨砂機在畫布上反覆打磨，混得若有似無。牆上有一幅畫著一個很深的碗，是她小時候用來吃飯的碗，碗口冒出的煙，被她畫得像自己的家人。
角落裡莊禾的作品，是某種介於動畫與錄像之間的影像。他不靠攝影紀錄，也不做轉描，而是憑手、記憶、想像與身體感一格一格畫出來。他曾說，創作時他計算的不是時間長度，而是幀數。因為他在意的，是每一格畫面的消失與浮現，如何在觀者的意識裡接續成動態。形象不是一個穩定的物，而是在出現、變形、停留與消失之間被反覆召喚的事件。當顯影本身成為過程，我們便發現，有些東西不是被看見之後才存在，而是在未完成的顯現與延遲的消隱之間，一點一點與觀看者結成關係。
走上三樓，整條廊道只留給詹士泰的一件作品。它被打上一層暈黃的微光，掛得略略偏斜、不與牆面水平對齊，讓人一走進來就先感到一種說不上來的傾斜。他用的是別人裁剩的邊角料，石頭的風化面、斷面、機械切割的痕跡都留著，連打石時畫下、旁人最後都會磨掉的鉛筆線，也原樣保留。
石雕傳統裡有個優美的說法：形象本來就潛伏在石頭內部，雕刻只是移走多餘的部分、讓雕塑浮現，因此雕刻是一種減法。但詹士泰不這樣做。那些他留下的線不是完成前的草稿，而是刻意留下的記號，指出形體曾被測量、被接近，卻始終沒有被推向終點。石雕於是不再是一次成形的結果，而是一個仍然敞開的過程：顯現，未必來自形體的刻意。
四位藝術家的創作並置，一個共同的結構就浮現出來。他們的陌異，都不是來自某個迎面而來、需要被對峙的他者，而是生在觀看經驗與材料結構之間的那道落差：熟悉的圖像、熟悉的媒材、熟悉的技藝，在各自的繞道裡輕輕位移，顯露出還沒被說清的部分。詹士泰留下的鉛筆線，讓一塊石頭始終停在完成之前，我們以為看懂了形體，他的雕塑卻把測量與猶疑一併留給我們；莊禾的逐格讓形象在浮現與消失之間反覆被召喚，看似連續的動態，其實每一格都在提醒我們，動是意識自己補上去的。這些裂縫不靠任何外力強加，卻同樣讓熟悉的觀看鬆了一格。稜角沒有留在原地，它只是換了一種溫度，繼續存在。
回到策展人引用塔可夫斯基的那條彎路。帶路人說得含糊，繞道並不真的比較安全，只是沒有人走。這檔展覽也是這樣一條路：不保證你繞過去就能看懂，只確定筆直穿行而過，什麼都不會顯現。而「顯現」始終是慢的——有些事物不是被看見之後才存在，而是在未竟的顯現與延遲的消隱之間，一點一點與願意多停留的人結成關係。盧明德的圖像、蕭筑方的偏差、詹士泰的鉛筆線、莊禾的逐格，都不急著抵達，也不急著被命名，作品們只是在原地，等一種比較慢的觀看。
「親愛的陌異」，最後或許可以化約為一句簡單問候：說給我們還沒讀懂的事物，也說給那個總是急著看懂的、這個世代的我們自己。它並沒有取消我們與世界之間的距離，只是試圖在繞行的距離裡，讓我們重新學習如何與眼前的作品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