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場所之後：在臺南與首爾之間 

文 / 崔泰浩 (최태호)

有些作品，直到離開它被創作的地方之後，才真正開始提出不同的問題。作品誕生於特定的場所、時間，以及環繞其周遭的關係之中。然而，一旦被移至另一個空間，它便不再只在最初的條件下被閱讀。當作品被置於其他作品旁、以不同的牆面為背景、遇見新的觀眾時，它所承載的部分意義也會隨之改變。

此次 KIAF SEOUL 2026 中，觀看來自臺南的暮拉多元藝術空間（The Moolah Multi-Art Space）所呈現的展位時，最令我感興趣的正是這種變化。比起韓國與臺灣六位藝術家齊聚同一空間這件事本身，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這些彼此差異甚大的作品，在實際空間中究竟如何建立起關係。

其實，一開始我並不是這麼想的。

第一次看到展位模擬圖時，我有些擔心。參展藝術家的數量比預想中更多，每位藝術家所使用的媒材、圖像，以及作品傳達的訊息也都相當強烈。空間依藝術家劃分的配置，優點是能充分呈現每位藝術家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也讓人覺得每位藝術家的作品可能只在自己的區域內強烈存在。因為當多位藝術家的作品匯聚於同一空間時，鮮明的個性既可能是優勢，也可能使整體印象變得分散。

然而，真正走進展位後，感受卻不同。

空間的配置確實相當緊密。它並不是在作品之間留下充裕的留白、將每件作品作為獨立對象呈現的方式。小件與大件作品彼此靠近，牆面與地面同時被運用，色彩與材質之間也沒有被刻意拉開距離。然而，這樣的密度卻不令人感到紛亂。可以看出，作品的尺寸與高度、色彩與材質，以及觀看動線都經過長時間的思考。近距離觀看一件作品時，視線會自然地移向另一件作品；稍微退後一些，個別作品的集合又會被讀成一個完整的場景。

我認為，這種緊密而細緻的配置正是此次展位的重要魅力。它既不是試圖掩飾作品數量眾多，也不是反過來過度強調每一件作品，而是在接受不同事物彼此靠近時所產生的張力與和諧之中，尋找其間的平衡。

其中，林義隆作品所在的棕色焦點牆，最鮮明地呈現了這種印象。深棕色牆面上，小型陶瓷作品以不同高度陳列，一側則配置了明亮的素描。若單獨看每一件作品，其各自的性格都很清楚；然而，當棕色牆面、深色展示台，以及作品之間的距離共同發揮作用時，便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氛圍。牆面不再只是作品的背景，而是與作品共同構成一個空間。

現場觀眾對這個空間的反應很好，也令我印象深刻。我自己也尤其喜歡這一部分。它並非藉由華麗的裝置來吸引目光，卻在有限的空間中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場景。如果說林義隆的作品是蒐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官碎片與記憶，並在時間中重新消化，使其不再只是現實的單純再現，而轉化為另一個世界，那麼這個空間也彷彿在展場之中暫時創造出另一個場所。

這是一個讓人重新思考作品與空間關係的時刻。

在姚瑞中的作品中，不同的時間與層次在同一個圖像裡相遇。歷史與神話、宗教象徵與自然、壯麗與奇異同時並置，使熟悉的圖像被移入另一種脈絡。黃建樺的作品同樣將來自不同時代與文化的圖像重新組合於同一畫面中。自然與科技、人類與文明並非作為彼此分離的領域存在，而是在圖像中持續彼此重疊。

在廖昭豪的作品中，這樣的轉變並非透過圖像，而是藉由物質發生。他以紙漿與顏料重新製作城市與海岸中容易被忽略的混凝土構造與防護設施，使原本堅硬、具功能性的結構轉化為完全不同的感知對象。原先為阻擋自然流動或保護人類空間而建造的結構，當它們以不同的材質與形式重新出現時，其原有的功能與意義也隨之逐漸鬆動。

蕭筑方則從更細小的單位出發。她將日常事件、表情與情緒瞬間轉化為簡單的線條與色彩，使私人的經驗成為他人得以與自身記憶相互疊合的場景。在鄭哲奎的作品中，也能看見一種在熟悉與陌生之間建立新關係的態度。他並不排除意料之外的事物，而是試圖與之建立連結，尋找處於不同位置的事物在同一關係中共存的可能。

當這些作品被一同觀看時，展覽所談的「身份」也開始呈現出不同的讀法。在這裡，身份與其說是一個固定的圖像或明確的主題，不如說更接近一種過程：既存之物在不同關係中持續被轉化、重新被閱讀。記憶成為圖像，圖像又成為虛構；城市中的構造物成為雕塑，熟悉的象徵則在新的脈絡中轉化為陌生的圖像。

《身份的交響：自然、文化與理想世界》這個展名也可以如此理解。這裡所說的「交響」，與其說是將不同聲音融合為一，不如說更接近一種結構，使不同的聲音在保有各自差異的同時，仍能被共同聽見。實際的展位中，韓國與臺灣、繪畫與雕塑、圖像與物質，也沒有被統整為單一風格；反而是在維持各自差異的狀態下彼此靠近。

這些差異，也讓我開始思考韓國與臺灣之間的美感差異。

當然，僅憑一個展位就界定所謂的「臺灣美感」是一件需要謹慎的事。不過，這個空間所帶來的感受，與韓國常見的展覽配置略有不同，也與歐美藝術博覽會中經常看到的方式有所差異。它不是將單件作品獨立懸置於寬廣的白牆上，而是讓圖像與物件、色彩與形式彼此靠得更近，以此構成一個場景。

這樣的差異並不巨大，也不是一眼可見，而是顯現在一些細微的選擇之中：環繞林義隆作品的棕色牆面、作品之間的距離、不同高度的展示台，以及彼此靠近的小型作品。每一項看似只是微小的元素，但當它們被放在一起時，便共同形塑了空間的氛圍。我認為，這種緊密而細緻的密度，是讓人記住這個展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或許沒有必要將這樣的感受直接斷定為某種文化身份。相較之下，更有趣的是觀察一種在臺南形成的感知，進入首爾這個不同環境之後，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呈現。當不同脈絡彼此相遇時，文化並不是原封不動地被傳遞，而是在過程中逐漸產生變化。Bhabha 在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中探討的文化翻譯與混種性問題，也可作為理解這種中間空間的參照。¹

鄭哲奎的作品則以另一種方式呈現這個問題。他長期在美術館、駐村等制度性空間中持續創作，而此次 KIAF 則是在商業脈絡的空間中發表新作。觀看這些作品時，我想到：原本在制度性空間中被呈現的創作語言，進入不同條件之後，並不必然會被縮減或簡化。它仍能在不同的尺度與形式中重新展開，並可能在這個過程中顯露出過去未曾被看見的面向。

作品因場所改變而經歷的變化，也與翻譯相似。就像從一種語言轉換至另一種語言時，原文的意義無法被原樣複製，作品一旦被置於新的場所，也不會以與過去完全相同的方式運作。對班雅明而言，翻譯與其說是將原文內容原封不動地搬移，不如說關乎作品如何在原作之後，於新的語言中再次存活。²

因此，此次展覽真正重要的，並不是作品從臺南移動到首爾這件事本身。更重要的是，在移動之後，有什麼發生了改變。

作品遇見新的牆面，被放置在其他作品旁，也接受不同觀眾的目光。來自臺南的作品在首爾這個新環境中彼此建立關係，於是產生了最初未曾預料的場景。展覽並不只是把作品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而已，它還包括創造條件，使作品能在新的關係中再次被閱讀。

當然，也有令人感到可惜之處。就個人而言，我仍覺得作品的數量稍多了一些。如果部分作品能在留白更多的空間中呈現，作品自身的力量也許能停留得更久。然而，也正因為這樣的密度，反而使這個展位的性格更加鮮明。它在呈現大量作品的同時，仍試圖讓彼此在同一空間中建立關係，而不失去各自的個性。

我在這次展位中記住的，並不只是某一件特定作品。相反地，是作品與作品之間的距離、林義隆作品背後的棕色牆面、不同材質與色彩彼此靠近時產生的和諧，以及必須稍微退後觀看時才會顯現的整體場景。

從臺南移至首爾的作品，既沒有完全拋下它們出發的地方，也沒有原封不動地重複原有狀態。正因為被放置於不同場所，它們逐漸建立起新的關係。離開一個場所，也許並不意味著失去那個場所，而是獲得在不同條件中被重新閱讀的可能。

此次 KIAF 中，暮拉多元藝術空間所呈現的，正接近這樣的可能。在臺南與首爾之間，作品並不是帶著一個已完成的意義抵達，而是在新的關係中被重新閱讀。而在這個過程裡，場所也不再只是背景，而是重新成為一項條件，決定作品與什麼相遇，以及它如何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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